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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46年4月16日，津塘码头。

    春风裹挟着海腥味，梅冠华站在“顺安号”客轮的舷梯旁，回头望了一眼岸上送行的人。

    吴敬中穿着深灰色风衣，没打领带，朝她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他身后两步远，王翠平搀着余则成的胳膊，正朝梅冠华挥手。

    “梅姐，到了记得发电报！”翠平喊。

    梅冠华应了一声，转身登船。

    她没有让吴敬中送自己进舱室。

    四十七岁的女人了，半辈子跟着丈夫颠沛流离，从上海到重庆，从重庆到津塘，离别是家常便饭。

    可这一次不同——她不是去避难，是去看半个“亲儿子”。

    舱室里，梅冠华打开手提箱，最上层压着一张照片。

    龙凯穿着教会学校的制服，规规矩矩站在浅水湾的沙滩上，身后是碧蓝的海。

    七岁了，眉眼长开了，越来越像龙二，但笑起来那个酒窝，还和三岁时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她用手指轻轻摸了摸照片上孩子的脸，眼眶发热。

    七年。

    从重庆防空洞里抱着襁褓中的龙凯躲警报，到如今隔着千里海路去看他。

    她把照片贴胸收好，望向舷窗外渐渐远去的津塘海岸线。

    四天三夜的航程，梅冠华大半时间都坐在甲板的藤椅上，手里做着针线——给龙凯织一件新毛衣，藏青色，耐脏，港岛冬天也用得上。

    同舱的是个上海太太，去港岛投奔做生意的丈夫，一路上絮絮叨叨抱怨物价、抱怨佣人、抱怨房子太小。梅冠华听着，偶尔点头，心思却飘得很远。

    她在想吴敬中临行前那晚的话。

    “冠华，你这次去港岛，不光是看孩子。”吴敬中站在书房窗前，背对着她，“多住些日子，四处走走。龙二和咱们家在那边有产业，龙二会安排人带你看看。”

    她当时没多问，只说“好”。

    几十年的夫妻，她太了解吴敬中了。

    他不是那种把“留后路”挂在嘴边的男人，但他每走一步，都会把棋路想好。

    这次让她去看龙凯，看港岛，就是在为她——也为他们夫妻——铺那条后路了。

    梅冠华低头继续织毛衣。

    四月二十日上午，“顺安号”靠泊维多利亚港。

    码头上人来人往，穿旗袍的太太、着西装的洋行职员、赤脚扛货的苦力。

    梅冠华提着箱子下船，四处张望。

    “梅姐！这里！”

    人群里，王琳穿着一身素净的阴丹士林蓝旗袍，挥着手挤过来。她比在津塘时白了些，眼角细纹淡了，整个人松弛下来。

    “琳妹！”梅冠华迎上去，两人紧紧握住手。

    “梅姐，一路上累了吧？小凯在家等着呢，一早起来就闹着要去码头接你，我怕他吹风，哄了好久才肯在家等。”王琳说着说着，眼眶先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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